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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十五年看人民的名义与现代中国的腐败和治理

《万历十五年》 和《人民的名义》外的现代中国的腐败和治理

    也许《万》与《人》里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描写都没有那么完美,黄仁宇以官僚集团最为上层的传统社会结构比喻显然忽略了一个现实,即更高一级且独立的皇权对官僚集团制约是其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人民的名义》显然也没有充分强调汉东官僚集团缺乏制约的原因之一是其党政体系本身就是一体,潜水艇式三明治的比喻里上层只有一块面包的情况显然更适用于汉东。诚然,曾经流行所谓的“党政分开”在当今中国的框架下到底具体意味着什么实在让人费解,“党政分工”确实是一个更务实和有意义的说法。然而分工具体意味着什么仍然值得讨论。

    回到三明治的比喻,现实中不管“莴苣和蛋黄酱”无论是儒家、苏联或者自由主义口味,官僚体制总有自利和与大众政治脱节的倾向,这样的倾向是腐败的根源之一,但和主流文化关系不大。 在中国官场文化与潜规则说明了这个事实,苏联的政治笑话笑的也是这个问题,英国的Yes Minister也写的是这个矛盾。古今中外官僚与腐败的问题一方面都没有被根治,另一方面也总有一些有效的控制办法。如果说非要提出几个关键词,“独立”、“监督”和“制衡”似乎是成功案例的共同特点,无论大的政治体制是如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走“三权分立”和“西式民主”这样大的体制变动,因为说到底腐败和政府低效问题是一个谁都会得的常见病,它可能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算是“标”,谈不上是“本”。治标而言,明朝皇家的特务司礼监系统有作用,香港的廉政公署也有作用(据知情者言港英时代的廉政公署也是不会动政府里洋人一把手的,不管这帮人收了多少商人的好处),古今中外的例子还有很多。深一点说,这些机构都有三个特点,直接听命于最高层,本身独立于政府体系,内部监管严格杜绝自身腐败。共和国自身也有成功的治理的经验,在“中国特色的联邦制”这类研究里经常提到(钱颖一教授是代表人物)。80年代的地方金融腐败严重,金融秩序一片混乱 ,其根本原因是地方银行的党系统直接听命于地方,因此地方经常逼银行不顾项目基本情况放贷,地方国企也仗着其党内地位不还钱,最后一片坏账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后来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药方是将银行的人事和党系统独立于地方,效果是立竿见影。

    回到《人民的名义》,假设当时在抓丁义诊的时候用不着开省级常委会,是不是反腐的进行就会快很多呢?“党的自我监督”的关键也许在于建立一个独立于地方和其它政府系统(或者说“条块格局”)的监督体系,取消“双重领导”,直接震慑腐败和懒政。反腐搞了这么久,是时候应该在制度改进来巩固其成果了。

原标题:从《万历十五年》看《人民的名义》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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